图1. 埃德温娜·哈特即将启程 © Edwina Hart/Lonely Planet

当埃德温娜·哈特（Edwina Hart）踏上智利最南端的城市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时，她本以为自己的南极冒险旅程即将开始，但实际上彼时南美洲边境正要因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而关闭。于是她乘坐的邮轮只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las islas Malvinas）附近停泊并等待遣返。埃德温娜在下面这篇文章中讲述了她在船上的生活经历：

图2.埃德温娜登船并时不知道自己的旅程将多漫长 © www.hurtigruten.com

我曾经以为，在南极圈内跳进冰冷的海水，就是我这次旅行中最大的挑战了。而现在，这场海拉杜拉岛岩石海滩上（la playa de rocas de Isla Herradura）的冰水体验仿佛已经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

我乘坐的是海达路德公司（Hurtigruten）的全新混合动力船——阿蒙森号（MS Roald Amundsen），该船专为探索极地地区而建。离开智利后，我们在纯粹的快乐中向南极圈以南航行，驶向这片地球上几乎没有人踏足的原始陆地。

我们在高耸的冰山之间划过皮划艇，这些冰山看起来就像浮在水面上的玻璃镜面雕塑一样美丽；我们路过了洋基港（Yankee Harbour），在那里众多巴布亚企鹅（pingüinos papúa）一摇一摆地欢迎我们；我们还探索了古老捕鲸站令人难以忘怀的遗迹，并在那里观赏到绝美的粉红色日落照亮高耸的白色绝壁。

图3. 捕鲸站一角 © Edwina Hart/Lonely Planet

在我们启程前往南极洲时，南美出现了新冠病例。而当我们准备返回蓬塔阿雷纳斯（Punta Arenas）时，由于冠状病毒迅速传播，非洲大陆的边境也正在关闭。

我们的船原定于2020年3月15日抵达目的港口，尽管当时有传言称智利将关闭其所有港口，但我们对此仍保持乐观。毕竟，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隔离了两周了，这意味着我们船上肯定没有新冠病例，也提高了我们对成功抵达港口的信心。于是我甚至收拾好了行李准备下船，并准备第二天乘飞机去圣地亚哥（Santiago）。

然而，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看到邮轮正在从港口驶离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当时船上有超过 400 名乘客，所有人都很失望，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只能停靠在在智利海岸。而此时我们离南极大陆已经很近了，甚至不用双筒望远镜也能看到它。

图4.登上阿蒙森号 © Edwina Hart/Lonely Planet

隔离的这些天里，我们依靠一艘救援驳船取得燃料和物资补给。从上层甲板上，我们能看到穿着防护服的人们卸下装满新鲜西瓜和芒果的果盒。

当托里·沙加利臣船长（Torry Sakariassen）宣布：“我们将回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并在斯坦利（Stanley）登陆”时，大家都欢呼了起来。此时，如果我们想要快点返回，最好是能向南航行到英国海外领土，这样我们就能下船后在军用机场包机返程。

这一计划意味着我们必须穿过危险的德雷克海峡（Paso Drake），也叫“摇晃的德雷克”（Drake Shake），因为那里拥有世界上最颠簸的海面之一。我从房间阳台望出去，大海就像一台巨大的洗衣机正在搅拌。有人说，德雷克海峡是到达南极洲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我们来说，再次穿过汹涌的8米高浪，绕过诡秘的合恩角（Cabo de Hornos），则是回到我们所爱之人身边的代价。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船上的大家还是很乐观的。当我问船长让大家保持士气高昂的秘诀时，他说：“重点在于我们会相互激励，保持幽默感，并保证让乘客们始终有事可做。”这位船长每次通过扩音器宣布通知时，都会自我介绍为“司机”，这为船上欢快的氛围定下了基调。

图5.鼓舞士气的企鹅 © Edwina Hart/Lonely Planet

谁都不会乐意在船上隔离，甚至都不知道何时或如何才能回家。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可以选择整天在客舱里抹眼泪，当也可以像我和像这里的所有乘客一样，充分利用这艘挪威豪华邮轮提供的一切设施来自娱自乐、打发时间。

我们每天都去听南极洲常驻研究人员在科学中心开展的讲座，主题从极地历史到南极海洋生物无所不包，非常广泛。早上我们去锻炼，可以选择练习瑜伽或在上层甲板的跑道上跑步。有时候我们会玩像“金卡纳”（las yinkanas）这样的团队游戏，需要在船上跑来跑去寻找隐藏线索，还差点在队伍之间起了冲突。艺术爱好者们则会选择参加绘画课，在课上画点鲸鱼肖像之类的水彩画来打发时间。

休息的时间我们会在斯堪的纳维亚装饰风格的别致寝舱中度过；或者呆在有着大窗户的北欧桑拿房中，窗户的视野十分广阔；还可以去户外按摩浴池或到水疗中心做spa（这里的冰川光感面部护理是减轻压力的理想选择）。

图6. 用创作打发时间 © Edwina Hart/Lonely Planet

当我们为处境的糟糕感伤时，很多人会选择大吃一顿，毕竟食物总能很好地抚慰情绪。1911 年，挪威极地探险家罗尔德· 阿蒙森（Roald Amundsen）率领探险队第一次到达南极。据说他在探险时喜欢吃一种小饼，因此船上的小餐厅将其作为特色菜。为了向阿蒙森致敬，我点了一份能多益（Nutella）可丽饼配香草冰淇淋。

一天晚上，船员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获得了满堂喝彩。那些本应将我们带到南极洲冰冷的海湾看海豹的船员们亲自编了一支舞，还配上了汤姆琼斯(Tom Jones)的歌《性感炸弹》（Sex Bomb)。每天晚上，乘客们都会在探险休息室（Expedition Lounge） 坐一会儿，喝杯马提尼（martini），现在被称为“隔离酒（quarantini）”（证明我们仍然还有幽默感），同玩玩问答之类的游戏或者唱卡拉 OK来打发睡前的时间。大家通常都睡得很晚。

图7. 在福克兰群岛以西寻找鲸鱼 © Edwina Hart/Lonely Planet

在得到下船允许之前，我们还要再马尔维纳斯海岸（las Malvinas）停靠几天。

基兰·拉伍（Kieran Love）是船上的生物学家，也是我们的探险向导。他想到了让我们从紧张中转移注意力的办法：“目前我们正在福克兰群岛西侧，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生活着各种动物。比如我们刚刚就看到巴布亚企鹅从水里探出头来。”船边能看到一群群黑白相间的企鹅飞快地在清澈的海水中穿行。不久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大约 30 m 外的水面喷出一股水流，这表明下面有鲸游过。

船上的许多乘客都因对企鹅的热爱而聚集在一起，这大概是南极探险的必然结果。你很难找到一个硬盘上没有存满企鹅照片的人。事实上在海达路德的船上（Hurtigruten）我们很容易就能开心起来。许多人都找到了自己应对隔离生活的方式，比如有位乘客在船上一餐点了三道菜，她跟我说：“我看着我在旅途中拍摄的各种企鹅的照片，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纵然我忍不住笑起来。这是让我在船上幸福感的来源之一。”我还让她给我看了一段她制作的帝企鹅幼崽追赶它们的妈妈的视频。

这就是我在南极洲的海上隔离生活，有时候，我都会忘记自己正被困在海上。

Fuente: Lonely Planet,

https://www.lonelyplanet.es/blog/cuarentena-con-pinguinos-confinada-en-un-barco-en-la-antartida